鲍勃·迪伦还没去瑞典，村上春树先到丹麦领了奖
近些年，只要一到诺贝尔文学奖发布奖项的时刻，村上春树都会被人拿出来“心疼”一番，今年也不例外。
2003年，译者林少华初见村上春树的时候，村上对诺奖的态度是这样的：“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前年，他又表示：“说实话，这件事让我感到为难。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候补，而是根据民间博彩业的赔率所定。这又不是赛马。”
虽然村上春树说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仪式，但实际上他还是去领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2011年，他领了耶路撒冷文学奖；不久前的10月30日，在丹麦欧登塞（Odense）、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故乡，村上从丹麦王妃玛丽手中接下“安徒生文学奖”造型独特的“丑小鸭”铜像奖座，以及五十万丹麦克朗奖金。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获得者鲍勃·迪伦还没有去瑞典，村上春树先行一步领了国际大奖，不能不说“安徒生文学奖”主办方的识货，评审团认为，村上春树与安徒生一样，成功挑战了读者对于性别与身分认同的感知，他的故事叙事手法汲取了跨文化、国别的灵感，创造了缤纷鲜明同时亦真实的小说人物形象，而他独特的语言技艺和叙事风格，巧妙地融合日常生活的真实与童话般的幻境，这点也与安徒生相似。
村上是我最喜欢的作家，鲍勃·迪伦也是我所喜欢的，虽然他唱歌的腔调就跟路边摆个饭碗讨钱的卖艺者差不多。村上本人同样很欣赏鲍勃·迪伦，在他的小说里多次出现迪伦的名字。
《挪威的森林》我认为是村上写得最好的，这本书和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陪我度过曾以为是漫无边际的青春。渡边君，绿子，直子，仿佛就是青春的隐喻。在直子死后，渡边一个人徒步旅行一个月，失踪一般，一直往西行走，形容枯槁。在旅行中，他并没有释然，但却明白了直子的死的意义，寻找到生命的价值。在这一本书里，出现了很多爵士与摇滚歌手，比如鲍勃·迪伦。在某个夜晚，玲子前往渡边家里，弹奏了几十首吉他曲，包括鲍勃·迪伦、查维斯、卡劳尔·金、沙滩男孩等。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描述两个平衡世界的我。一个“我”在冷酷仙境中近似于麻木的冷静应对自身的消亡，另一个“我”在无心的世界尽头看着独角兽们一个个承载被遗弃的心灵心力交瘁的死于寒冷冬季，一边是身不由己的各方势力争相抢食的残酷现实社会，一边是没有爱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的安逸理想社会。书里写到，其中一个“冷酷仙境”的结尾处主人公前去租车，围绕车载音响播放的迪伦歌曲与租车事务所的女员工交谈。最后一幕中，主人公听着歌曲入睡。“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鲍勃·迪伦不断地唱着《骤雨》。”令人对结局印象深刻的是迪伦的音乐。
村上的音乐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中也曾提及迪伦，将其作为当时的标志性人物。他在文中写到，也存在类似初期的鲍勃·迪伦、琼·贝兹这样更为严肃的流行音乐流派；从时代来说，从肯尼迪政府成立到民权运动高涨，再到年轻人反对越战的政治志向，都是这类音乐的强有力支撑。
政治与民权，也许是村上春树欣赏鲍勃·迪伦的原因。近年来，村上始终关切社会公共事务，并就此公开发声。五年前，他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曾发出名言，“若要在坚硬的高墙与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会永远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而在几天前的领安徒生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用英文发表了题了“影子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hadows)的致辞，他说，凡事只要有光明面，就必然有相对应的黑暗面。他说，“无论筑起多高的壁垒，严酷地将外来者排除在外，以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改写历史，最终伤害并毁灭的仍然会是自己。”
关于“鲍勃·迪伦会拒绝领诺贝尔奖”的猜测也一度十分热闹，人们长篇大论地分析，究竟如何应对大奖才是一个“真正的反抗歌者”所为。就在众声喧哗之时，迪伦本人终于站出来说当然不会拒绝领奖，“获奖消息令我激动无语，我对此荣誉珍视无比。”
在那个喧嚣与骚动的年代，越战的阴影笼罩，年轻人高举标语；工会强势，一幕戏的演员变动也会引发游行；“垮掉的一代”将惠特曼的诗句当作时代的警示：“多抵制，少服从，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被完全奴役……”从那时起，鲍勃·迪伦被看作反抗的领袖，一代人的代言人。然而人们其实并没有了解真正的迪伦，他仍在不断上路，巡演，采风。旅途对他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是“唯一一个”让他“能成为自己所想的人的地方”。
距离诺贝尔奖颁奖时间（12月10日）只剩下1个多月，如果鲍勃·迪伦如他所说的会去领奖，那么他去瑞典首都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之前，应该会先抵达斯德哥尔摩阿兰达国际机场，然后像这些年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逛一逛机场的店铺，踏在用法萨石英石铺就的地面，舒缓领奖的心情，再捋一捋颁奖典礼上的致辞稿。
法萨，做最美的石头……
